见证：沈浩波的历程
伊沙(著）
一
大概是1998年上半年吧，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一封寄自母校北师大的来信，写信人是一个名叫“沈浩波”的正在就读于母校中文系的大三学生，他除了在信封里夹寄了两份由他参与创办的《五四文学报》外，还在这封长达数页的信中将中国的新诗史按照他的理解“掳”了一遍，我很快写了回信——现在可以回头试想一下：我当时会不会不回他的信？回答是否定的，他来自我深怀感情的母校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这“孩子”在信中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才气、素质和禀赋是明摆着的，我当不会拒绝。
在我看来，这位年纪小我整整十岁的“同门师弟”在其长信中所勾勒出的“中国新诗史”的这份“论纲”是相当准确和有水平的——我也能够看出：这其中有我的母校母系（我至今还对它珍藏着“中国大学中最好的中文系”的美好印象）教育的结果，也有他个人的消化和理解。我已经忘记了在当时给他的回信中是否谈及了我对他信中所谈内容心存的两点异议：一是把欧阳江河说得太神了，抬得太高了；二是在谈到我的诗时用的还是当时评论界惯用的那些俗词：“另类”什么的。从《五四文学报》等处看到：他那一段署名为“仇水”发表的诗歌中也有明显受到欧阳江河影响的外在浅表特征，后来真正认识之后，他更是向我坦承：他是从读汪国真开始写诗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表现的是一份大气！我就有过一大纳闷：汪国真当年数以百万计（保守估计）的青少年读者和今天诗歌网上动辄以“你是汪国真”来攻击他人诗作的虫子们到底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对此我深表怀疑。另外，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头两年里我与“知识分子诗人”西川因稿事通过两封信，在信中我曾向这位仁兄坦承：我少年时代曾受到过舒婷、傅天琳的影响。数年过去，到了上世纪末的“盘峰论争”时，这个西川在他那篇将“民间”诬为“黑社会”的臭名昭著的文章中用“有信为证”的口气“揭发”我：曾受过傅天琳的影响。在他看来，这很可笑么？好像是什么罪证似的？他以为将之公布出来就可以打击我——这怎么可能？！我在我的一篇自述中曾经这样回应道：“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写出来就可以打击了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写出来也正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对非诗类的文字我宁愿等待时机），西川替我先把它说出来也很好。但我太熟悉西川这类‘知识分子’的下流趣味和委琐心理了，所以我在《究竟谁疯了》一文中对这位深受李白、惠特曼、聂鲁达、庞德、博尔赫斯交叉影响的北京诗人做了毫不留情的反击。师傅牛B我牛B——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逻辑，傻B！”——按照此种傻B逻辑，我现在告诉大家：沈浩波最初开始诗歌写作还能和汪国真扯上一点关系，就是一种至为有力的“揭露”了么？！而且“无信为证”，小沈当面说过的话他完全可以不承认的，有没有第三者在场可以作为“证人”？我早就搞忘了。
一个从读汪国真开始写作，也曾向欧阳江河暗自偷偷学艺的京城“校园诗人”——我愿意遵照印象中的真实来描述沈浩波的起点。在以享有某种阅读特权的“中高干子弟”为发轫特征的中国大陆现代诗的“传统”面前（与此相应的：享有聆听特权的“文工团子弟”是摇滚音乐的发轫特征），我特别愿意说出我们文学出身的卑贱（我在喜欢傅天琳之前还曾喜欢过雷抒雁呐！），怀着一种真正的光荣！幸好，我们共同的母校北师大也正好是那种不会给它的学生以任何虚妄的集体优越感但在提供的教育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学校，所谓“师大师大，人民养大”的与身俱来的平民性，这就使我们和那些老是要把自个儿的写作和一所学校联系起来的人（譬如《燕园纪事》的作者和《北大诗选》的编者）有了本质上的差异——而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错过了1998年暑假的一次见面机会之后，我和小沈在1999年初的北京相见，站在我面前的他是一副留分头、戴黑边眼镜、围着一条大围巾的平民书生形象，开朗、健谈，很有活力的样子，也暗藏着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匪气。这时他的谈话内容，与大半年前的信中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对此我并未感到突兀，因为这半年里他和我一直保持着还算密切的联系，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见到侯马以及后来见到徐江之后，都曾兴奋和不无激动地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在与两位“师兄”的交谈中所得到的诗学观念上的启迪和收获——也正是在此大半年中，他观念飞跃，诗风急转，开始用口语的方式写诗，虽然还是不无粗糙的，也未得口语诗精妙之处的诸多要领，但却一下子从京城“校园诗人”的普泛趣味与腔调中跳了出来……
在当年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曾当面对着徐江和侯马感叹过：“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小沈是幸运的，小沈的幸运正是我们的光荣。
二
以下是我写于2000年底的长文《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沈浩波”这一词条下的内容：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不免暗自乐了：其面部特征怎么竟与当年那匹刘黑马酷肖？怎么会这样？不是上帝在搞笑吧？那是1999年年初，当时他已经发表了针对《岁月的遗照》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历史不该忘记的是：那正是“盘峰论争”前奏序曲的第一声鼓音。伟大的“盘峰论争”最终是由一位中文系的大四男生敲响了它的定音鼓，这真是意味深长。反过来，由这场论争引发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催化了这位青年的成长。
这一年的7月，他发表了《对于中国诗歌新的增长点的确立》一文，对90年代的新诗成果做了最具发现性的总结和极具个人化的表述，在我看来，这是该年度有关中国新诗的最佳论文。8月，他与朵渔、南人、巫昂、尹丽川、李红旗等青年诗人筹划多时的《下半身》创刊，“下半身”诗歌团体宣告成立，这个团体几乎吸纳了目前“70年代以后出生诗人群”中所有具有先锋倾向的优秀分子：盛兴、朱剑、马非等，《下半身》的创刊构成了该年诗界最为热闹的话题和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他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是一篇颇为有力的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创禁区的中国新诗的身体写作由此形成理论和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原则。也是在8月，在诗人吕叶策划于南岳衡山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这是本年度最具影响和收获的一次诗歌会议）上，他语惊四座的发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由“盘峰论争”以来在“民间诗人”那里形成的一种“一致对外”（对付“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批评模式（这导致了另一种庸俗）被他率先打破，他“枪口内转”逐一“点射”了“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从于坚、韩东到杨黎、何小竹，从徐江、侯马到朱文、杨键，几乎一个都没放过。在场有俗人称之为“作秀大师的表演”，也许我比这等俗人更加了解他每逢场合的作秀欲，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对他“射”不到“点”的有力反驳。在我看来，他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触及了这些诗人在十年二十年的写作中存留在根子上的问题——那也正是中国新诗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的深层问题。在“民间诗人”内部力倡的“性感批评”，也被他演绎得极其到位。我作为一名现场的目击证人，看到作为他师兄和朋友的徐江、宋晓贤的脸红了，我感到一种真实而健康的批评空气正在升腾，长期笼罩在诗歌批评界的某种庸俗之风正在被年轻一代改变。何小竹称沈浩波为“阳光少年”，我以为他恰恰不那么“阳光”而且身藏大恶。
很早就听人在酒桌上说：小沈（抑或浩波）是个“人物”。这一年，对广泛的中国诗歌界来说，他真成了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沈浩波是该年度中国诗坛真正的“风云人物”。从技术上讲，他的名字能够成为我这篇文字的一个词条，是因为他同时也是该年度的“最佳批评家”，但我更加看重他作为“人物”的价值并试图为“人物”正名：对“朦胧诗”而言，谢冕先生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和代言人吗？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而言，徐敬亚似乎更多体现的也是一个“人物”的价值。已经十四年不出这样的“人物”了。历史的经验表明：当这样的“人物”出现时，中国的新诗就会在热闹的外表下悄然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是剃一光头时年24岁的“跳梁小丑”沈浩波。
今天重读，以上这段文字还算准确全面地概括了1999-2000两年间沈浩波横空出世的风云表现，恐怕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他如此之快地出了名，而且这个名出得还真不算小！此名一出，他在遭遇来自外界诸多质疑的同时也必然地陷入到这样一种尴尬之中——那就是：盛名之下，其诗歌文本的成熟与完美其实并未同步抵达。站在我的位置上有可能近距离地看出，以其短短的诗龄来算，与其最初并不算高的起点相比，他在文本内部的进步已算惊人，一切都在正常地与时间相合的生长之中，但问题是在于：既然你是“名诗人”了，同行与读者自会更加挑剔与苛求，除了那些对“这种风格”死抱成见而加以全盘否定者，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在此两年中，也许是在“盘峰论争”之后日益健康的世风下，“发掘新人”成为“民间”这个场里的共识，甚至一跃而成为一种媚俗行为。几个“老家伙”都在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和公开推荐的机会，向诗界宣告他们在“新人”中“发现”的“天才”——我自然也混在其中，利用我在发行量甚大的《文友》杂志主持的《世纪诗典》专栏让更多人从无到有地认识了盛兴、朱剑、轩辕轼轲、张志等等——其中前二人也正是我所认定的“70后新人”中的“天才人物”，也就是说，沈浩波不在我所“圈定”的“天才”的名单之中，以我与他之师兄弟之情，如果再加上一点与诗有关的私心的话：当时连傻子们都能看出沈是我之诗风最直接的秉承者和最有效的弘扬者，我是多么希望他在这个名单里啊！可我能说他“心藏大恶”，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朋友知道：诗上的事，我是从来不讲情面的……当时，在我看来，盛、朱二人都有十分整齐引人瞩目的一组诗和个别从“文本”上说几近完美无可挑剔的“代表作”，这个时期的沈浩波反倒是没有的。不知为什么，素质全面、思路清楚、感觉对路、激情有余、灵感多多、精力无穷的沈浩波总是在这小小“文本”的最后一层窗纸面前莫名其妙地停下来，就是不去捅破，有时一捅又捅偏了，看得我替他着急……
三
2001年，沈浩波其人继续“风云”着，1月份，他是发生在网上的“沈韩之争”的主角之一；5月份，还是在网上，与我争吵随即交恶。此后我与之有整整一年的“冷战期”，但在此一年之中，他发布于网上或发表于纸刊上的新作，我却继续在读，而且读得很细，一首也不放过——这不是说我这人有多宽容多高尚，相反倒是出自我的“促狭”与“阴毒”：“敌人”（哪怕是自己无端生造出来的“假想敌”）的诗我往往会更为关注：仔细查查有没有针对于我的“攻击之词”，再以诗做出回应，哈哈！这也是为自己的写作收集灵感的一种好方法，并且多次得逞，情绪上是较劲的——以诗较劲，或许是更大的健康……
这段时期我确实也不无“幸灾乐祸”地发现：沈浩波的写作陷入到“先锋到死”、“一路狂奔”的“迷乱”和“癫狂”之中，他在对其一贯力主的“狠”与“酷”——对所谓“畜生级男人”的一味片面而孤立的追求中变得神智时常不清，常犯低级错误，比如说，一种“风月无边”的状态常被他符号化地用来表现他所提倡和张扬的一个男人的身体性与生命力，但却在释放之后立马对妓女们虚伪的生存伎俩实施人性深处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批判是相当知识分子化的……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什么“先锋”，只不过是古代“文人雅士”业余癖好的一种“复辟”而已！还加进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庸俗！在批判“小朋克”、“小资女人”（这我十分赞同）的同时，却流露出与批判对象基本相似的对诸如“酒吧”、“乐队”、“摇头丸”之类的时尚符号的浓厚趣味出来，还时不时不无炫耀地表现一下中国式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段时期，不光是他本人，还有其他几位“下半身”诗人的写作都携带着这种极其危险的倾向，由此带动的网上那一味向“下”的风潮则更加庸俗乃至恶俗不堪，而在表面上，沈浩波已身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环境中，“先锋”在一夜之间已和多数人站在一起……
我以为：“先锋”与时尚合流的现象一但发生，这“先锋”就肯定只剩下一具空洞的符号了，其精神内涵肯定已在暗中变质——因为“先锋”只有不断地站到时尚或主流的反面和对立面去，才能够确保其本质的存在，正所谓从“批判”过渡到“批判的批判”。有文为证，“下半身”创建伊始，我就是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也为它在新世纪之初于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欢呼过，可在“下半身”之后，我眼见着小沈的腿脚慢了，似乎丧失了二次革命的意识……其“文本”的完善也无法令人满意，他所固有的“传输观念”的痕迹还是过重，比前两年相比也有增无减，而这“观念”已不具有太多的革命性。
我从来都认为沈浩波是这一代人中最有诗歌素养和见地也最有雄心抱负的一个人，但我从来都不认为他已写出了这代人中最好的诗歌文本，因为他在细微之处见出的才华总是无法跟他不错的意图和意识同步抵达。
以上这段话是我写于2002年7月《一份可供阅读的写作提纲——中国现代诗1968-2002》一文中对沈浩波所做的评语，尽管在当时在网上发布时曾得到他本人“杰作早已写出”的异议或抗议，但我还是坚持己见，直到今天。
四
2002年8月下旬，我和于坚、尹丽川受邀赴瑞典参加奈舍国际诗歌节，沈浩波、符马活在北京为我等饯行，席间，小沈当众为我们朗诵了一首他刚刚写完的壮行诗——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所写出的最后的一首“臭诗”（我曾说过：“在通往牛B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是他最著名也是最“臭”的一行诗）。
从那以后这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似乎穿起了一件紧身衣，再也不将把柄示人，再也不轻易露出破绽任由挑剔的同行乱抓了，忽然变得量大（他一贯都大）而整齐（这可不是一贯的），在网上作品全贴的前提之下，好诗的比例惊人的高！而且内容趋于丰富，手法不再单一，更重要的是：以前他所尝试过的几个方面已经自然地“合流”，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年年底（12月），我已在和女诗人赵丽华的对话中发出如下感慨：
“70后”成名诗人马非、沈浩波百炼成钢，颇有意味的是这两条“汉子”都曾被我在不同时期认做是“笨人”，为什么我看到了“汉子”气壮而“才子”气短的现象？
而这在当时仅仅是面对小沈四个月来的作品所说出的！
我只在对方主动承认并且不掩饰自豪感的前提下，才敢说我曾做过谁的“师傅”或谁曾做过我的“徒弟”，如此说来，年长沈浩波5岁的马非该算是我的“老徒弟”了，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一个晚上，当时在陕师大中文系读三年级的他被另一位校园诗人领到我的小屋来，我为他们朗诵我刚刚写出的新作，王绍玉同学（“马非”是后来我给他取的笔名，就是“吗啡”的意思）当即提出异议并讥讽我说：“你干脆把梅花写成梅毒算了！”——正是产生于此话的灵感，让我写了《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而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马非走出我的屋子，却也诗风大转，他回到宿舍，自己将原先那个校园抒情诗人杀死了。1993年他大学毕业，带着一批凶猛粗糙的诗回到青海之后，周遭环境的冷遇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处都是昌耀的孝子贤孙！”他在孤独之中与酒为伴，常在大醉之后给我打电话倾诉苦闷和烦恼，记得我曾提醒并警告过他：酒精对于智力和反应（都是我们这路“智性之诗”所强调的）的杀伤作用。一位曾经的朋友曾目睹过当年的马非在西宁的酒桌当众朗诵完他的新作后所遭遇的尴尬……我曾担心他在孤独中完蛋，他却在寂寞中缓慢成熟，1999年初在北京，他还受到众人“太像伊沙”的诘问，他的回答让当时在场的我心头猛然一热！他说：“伊沙是我的传统，你们的传统是屈原，我的传统就是伊沙！”——那么现在呢？他还像我吗？我怎么就在他的诗里找不到一点我的痕迹呢？世界上很多事都是貌似“荒诞”的，马非是一“粗人”（居于西北高原的东北汉子还不“粗”么），最终却掌握着一套至少是“70后诗人”中最细腻精致考究的“语感”方式；马非是一“笨人”（他无酒语拙有酒结巴的样子确实显得很“笨”），却写思路诡异聪明狡滑的诗……
与马非之身处寂寞相比，沈浩波面对的是热闹的考验——小子成名太早太快！某一年连老于（坚）都在电话中感叹：“沈浩波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了！”某一年，在西安的饭局上，我碰到一个本地出版社的青年编辑，他因为刚从北京出差回来所以大谈那里的文化圈子，他说那里出了个“青年领袖”——是我的“师弟”——名叫“沈浩波”！我之惊讶不在起初而是在接下来再聊几句后，我发现：这哥们儿压根儿不知道沈的“诗人”身份（自然更没读过他的诗）而只知道他是“领袖”——北京就是这么一个极其扯淡的鸟地方，一个赤裸裸明晃晃的名利场，它真能做到“名人不问出处”，只要有那么点名儿，一切都好办了，吃香喝辣是不愁的。这便是沈浩波身处的周边环境，也是他面对的最大考验。去冬挚友徐江应邀来做电视节目，他感念于我日常状态中的沉静与踏实、敬业和勤奋，说：“换了别的人，早被烧死了！”被什么烧死？他没有说，可我知道。我们在网上都见过这种主儿：初上网时无语贴诗，大气不出，屁不敢放，做出一副被遮蔽多年的隐者模样，刚在网际间有了些好评，起了点舆论，便自以为大名已出名扬天下了，顿然换副嘴脸，话也多了，要么急于在现实的名利场中现身，迅速沦为一大笑话；要么在网上大做轻薄“才子”状，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大暴自己的浅陋与无知，诗也迅速有了自来水的漂白粉味儿……那也真是给烧的！那么一点微火就把自己烧得原形毕露！对比之下，小沈真算“有种之人”！“汉子一条”！在现如今这个年月里，在积累了一点资本的人中，热闹喧嚣真是比孤独寂寞更能够杀死一个人！出名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看你是否拿得起又放得下，抢得来又忘得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在此一点上真可以见出一个人生命乃至灵魂的质量！ 五
比方说你起先把自己创造的平台建得过小的话，活儿可能会很快玩得精一些，也容易早熟，但再往前问题也就出现了。从最近的成果看，我比较看好徐江、沈浩波、马非、尹丽川的写作，质地好，底气足，干劲大，这是素质全面，才华开阔，职业精神、生命力强使然。
以上是我在2003年8月回答青年诗人朱白书面提问时写下的一段话，从中已经能够看出：我试图对创作中“早熟”以及相反的“晚成”现象做出诗内的破解。今年也才27岁的沈浩波却是“晚成”的，因为他在25岁之前没有人公开说他是个“天才”，考虑到他在我认识他之后的近6年来，在诗上所花的心血和功夫比他的同代人更多，我更愿强调其“晚”并加以探究。
可以说，沈浩波是“70后诗人”中惟一一个可以与我对谈理论的人，在北京的饭桌上，其他的“70后”招架不住躲到一边去了，我们谈。能否与我彻夜谈诗是我深交朋友的一大标志：徐江如此、唐欣如此、于坚如此、韩东如此，小沈很小的时候就如此，6年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晚，在中岛所居的污水横流的地下室里，我们曾臭脚对臭脚地谈了大半夜，一夜飞越过中国诗歌的大半山河，过去和未来。我欣赏他的学养和素质、抱负、使命感乃至野心——难道我不是个野心勃勃并愿意公然示人以壮声威者吗？唐欣在评论中说我的话亦可以用来说小沈：“身体好，管得宽。”但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几年中我忽略了：一个知晓天下好诗对自己过早地要求过高的青年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写作带来阶段性的不利，别看这小子外表上出名风光，其实他写得很累，创作的深处有一份恐怕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苦——苦涩的苦！而他身边或远方的“才子”（也含“才女”）们却有一份轻装上阵挥洒性情的青春快乐！他们写得很乐！诚如老唐（欣）所说，我“管得宽”，而且不单是在诗内，今天有谁记得赵剑华？有谁知道羽毛球史上著名的“赵剑华现象”？那是一个天才的禀赋极高的羽毛球运动员，是小沈之江苏老乡，在其当打之年他空有最好的技术却未有最佳的战绩（始终被那时的一代王者杨阳罩着），为什么？问题出在他的心理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太高，逼得太狠，希望将每一球都打成不朽的“绝杀”。赵剑华当年确实打出过许多被载入教科书的经典球，但其失误率亦是高手之中最高的。1991年，他在杨阳退役之后终于迟到性地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有记者问教练：“决赛之前你对他说了什么？”教练回答说：“我对他说的是：你可以继续打坏！”
2002年之前的沈浩波就是一个需要你告诉他“你可以写坏”来帮他松绑的诗人，他面临的是在自己施加的重压之下怎样在具体的写作中重返一颗平常心的问题，好在他自己挺过了这个阶段。现在我按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回忆：他是怎么在2002年的下半年里一下子全面地好起来的？遇到了一个怎样的“契机”？我甚至回忆起了查尔斯?布考斯基加以他的影响……但精研写作如我者，已经不会这么思维了，什么是他的“契机”其实并不重要！那是时候到了！曾经不屑于“时间”的小沈最终得到了时间的厚赠！这一年半以来，这位我一路看过来的青年诗人终于到了他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瓜熟而蒂落！他本人可以和我这个观察家一道站在成熟之后的高度上审视自己过去6年的来路，一定能够欣悦和慰籍地发现：所谓“成熟”是所有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甚至包括错误和失误、包括自身的困惑和迷乱、包括种种的经验与教训！很多人包括我曾经或私下或公开地批评过小沈的偏执一端，现在看来他多个阶段的“偏执一端”而又不执于一事构成了最终的丰富和全面性，想想吧！一个“下半身”的缔造者如今是高呼“灵魂”者之一，不是他过去错了现在对了，也不是他曾经“先锋”现在“后退”，而是在不同时期的强调中全面强化了自己：从这个到那个，还有更多……“文本”上则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光彩，是各种合力使然，甚至早年从欧阳江河那里受到的影响也使他在修辞的运用上比同代人更有意识更为娴熟，人生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会多余，诗路之上亦是如此……一些“早熟”的“天才”——不过是些胸无大志毫无抱负的“小聪明”的“小才子”——是怎么一个个被小沈一路叫嚣着落到后面去的——有的落得影子都见不着了，答案就在这里！而与此相反，我为什么会看不起那类叫了20年“语言”还在叫的贫乏单调的“老家伙”？答案也在这里！
有的人在一首诗中“熟”，有的人在一组诗中“熟”，有的人在一本诗中“熟”，有的人让自己全面的“熟”，从世界观的“熟”到诗学体系的“熟”——此为“大熟”——“大熟”自会慢一点，难一点，可一但“熟”了，一首诗、一组诗、一本诗……还用说吗？那不过是生命的产品！他会给你整整一生的诗！
沈浩波当属后者。
我将后者引为同行者。
2003．12．15-21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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